首先，习近平通过提出基本命题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党与法的关系问题。
过分强调秩序保障，必然会挤压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二是要认识到，有法好依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恒定状态，所立之法与可用之法之间总会有距离，已经出台的良法需要顺应时代之需，不断修订完善。
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另一方面，不能将维护秩序价值绝对化。在执法司法过程中，如果基于不同立场进行判断，极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狠抓关键少数是关键点，直接决定法治成效，如果做好了能带动全民守法，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法治氛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相结合，提升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
未来法治中国建设要实现良善之治，应当尽可能地在维护权利与维护秩序之间实现平衡。可见，将维护权利与维护秩序纳入法治框架之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理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使权利成为秩序之下的权利，使秩序以维护权利为目的。效率是市场经济的永恒命题，也是法治所追求的重要价值。
第二，推动政策规定转化为法律规范。第二，经济信息形成和获取制度不健全，权利行使与救济的交易成本高、实施难度大。二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作用，以民主、透明的法定程序汇集民意、聚集民智、凝聚共识，消除制度障碍、破除部门利益，找到最大公约数，提升改革的科学性、稳定性、有序性、持续性，为科学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微观而言，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法治体系，明确主体地位、明晰权利界定、便利交易运行、规范交易行为、提供法律救济，为市场机制运行提供制度基础，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具体保障。
第三，权利自由转移和创新组合的制度激励不够，影响经济发展活力。一是权力边界不清，对经济直接干预过多、过细。
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所言，人们很难公平地分享经济馅饼，这是最需慎重权衡的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写入法律的义务或者要求，必须能够形成责任、可以强制实施。践行市场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通过完善主体及其准入制度，强化平等地位、清除差别待遇、减少市场壁垒，充分释放各类市场主体的创业热情，避免形成妨碍公平竞争的特殊利益集团，鼓励和保护市场公平竞争。通过法律原则、具体规定系统化地保护诚信、惩戒欺诈，建立健全信用信息法律制度体系，才可有力规范市场行为，防止逆向选择，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第三，影响公共服务职能发挥。经济调控是现代经济运行的现实选择，法治控权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健全控权机制是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的重中之重。第一，部分重要权利的界定、转移、保护制度不够明确和完善，导致相关权利边界不清、流通不畅、保护乏力，这已经成为制约一些重要经济领域发展的症结。权利制度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是把经济社会纳入法治轨道的核心内容。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实施不到位将是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的一大瓶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以自由平等促进共同发展。二要善于和充分利用法律解释、人大专门决定等方式增强法律的适应性。
有的法律程序不严、责任不全、追责不力。三是决策、执行程序不民主、不透明、不严格，权力任性、易于俘获。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三是通过法治构建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环境和氛围，确保市场经济持续良好运行，为科学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其次，这是规范权力的需要。少数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导致政府调控行为的异化的情形并不少见。
事前对于法律实施可能需要的资源、可能耗费的成本、可能带来的收益没有较好的预测，事后对于法律实施的成本效益没有全面的分析，法律实施水平就难有大的改进。通过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明确政府监管职责和程序，建立适当的进入壁垒，利用责任规则使外部成本内部化，构建相关信息机制以及产权交易机制等，从而降低环境污染行为发生的可能和造成的影响，减少对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害。
市场交易、经济管理等各种经济活动，均有酝酿、决策、执行、监督、追责等一系列运行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一要加快立法、修法进度，使法律能够尽快地满足经济发展新需求。
如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所言，它（普通法）不仅是一种定价机制，而且是一种能造成有效率资源配置的定价机制。缺少责任设置、只有信号作用的法律规定，就是纸面上的法律，实际与习惯、风俗、传统等非正式制度无异。
增进社会福利是经济发展的正当性之所在，但是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福利的改善。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的具体路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体系的持续完善，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共同推进的过程中，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驶入法治轨道，应当着重抓好以下四个转化： 第一，推动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规则。法治不行，产权不定，交易不畅，市场焉存？只有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权利得到确认和保护，创新才会蔚然成风，经济才能充沛活力。如此周而复始，经济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恶性循环。
第二，影响市场主体行为模式。首先，重大政策覆盖面广、系统性强，如果将其中涉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国人大的专门决定，既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法治体系的顶层设计，又有利于以法律手段保障贯彻落实，还有利于运用法律适用规则解决可能的法律冲突，同时也为具体法律的立改废释提供依据、赢得时间。
第二，完善权利制度，激发市场活力。改革必然涉及权利的重新配置，而这一过程往往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并非理想状态下的帕累托改进。
权力广泛、随意地介入具体交易活动、直接调整利益关系，可能导致市场主体改变行为预期和模式，不再按照市场或者法律方式开展行动，转而寻求权力的帮助以实现自身利益，甚至是追求超出市场、法律以外的利益。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的重要意义 首先，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是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科学发展的需要。
第四，防止滥用权利的制度不足。权力过度干预导致法律权威弱化。第四，推动运行过程转化为法定程序。政策调控看似灵活，实际上运用过多反而会抑制市场经济的活力、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四是受损利益分析与弥补机制。
其次，具体的经济政策文件虽然出台便捷、调整灵活，但是程序性不强、透明度不高、民主性不足、稳定性不够、执行刚性欠缺。从后果来看，如果权力缺乏控制、过度介入经济活动，第一，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
以公平正义促进发展成果共享。首先，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